联合国AI会议暴露分歧:谁来制定规则?
在美国与中国外交官就具有约束力的框架激烈交锋的联合国安理会AI治理会议上,中国主要AI企业均未出席。这一缺席或许才是最重要的细节。
桌上空着的椅子
联合国安理会9月23日人工智能会议最关键的一个细节,不是说了什么——而是谁没有在场。
OpenAI的萨姆·阿尔特曼和Anthropic的达里奥·阿莫迪站在安理会面前,呼吁就前沿AI安全建立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框架。他们描述了令任何会议室都脊背发凉的潜在风险:AI模型被重新用于生物武器开发、系统超出创建者的控制,以及正在真实发生的网络安全故障。阿莫迪承诺其公司将放缓开发节奏,阿尔特曼则要求建立验证系统,让各国能够真正测试彼此的主张。
与此同时,中国AI公司却在家中缺席。
路透社此前报道,深度求索预计会派代表出席,但最终并未到场。月之暗面也没有派人参加。没有任何一家中国公司向正在实时讨论全球AI治理架构的会场派出代表。
这种缺席并非疏忽。它是一种信号。
华盛顿的沉默否决
随后的事态发展印证了这种裂痕。
美国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迈克尔·克拉特西奥斯明确表示,华盛顿将拒绝任何旨在管控超级智能的全球框架。换言之,美国会在人工智能安全对话中参与,却不愿对其自身能力接受具有约束力的限制。
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傅聪回应称,应加强在AI发展战略、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方面的国际合作,并尽早建立世界性框架以维护和平与安全。
这不是平行的两段独白。它们是在同一间房间里说出的对立学说。
法国本月担任安理会主席,组织了此次会议。Hugging Face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克莱门特·德兰也参加了会议——此前这家总部位于美国的平台遭遇网络攻击,疑似由OpenAI模型实施。会议迅速从抽象风险转向具体损失。
更深层的分歧
美国立场基于一个计算:具有约束力的AI治理协议可以将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固化为永久优势,同时限制竞争对手。中国立场则翻转了这逻辑——如果存在这样一个框架,它必须是普遍的、联合执行的,否则就会沦为支配工具。
双方都尚未做出妥协。美国愿意讨论安全,但不愿接受限制。中国希望有约束,却没有被纳入讨论召开的房间。
这不只是外交层面的分歧。它是结构性的。
Anthropic于9月10日发表的报告指责深度求索和月之暗面滥用其Claude模型,随后中国当局启动了调查。这一指控和调查完全发生在联合国进程之外——这提醒人们,最重要的AI事件可能根本不会进入多边论坛。
当规则在他处被制定时,谁会输
如果中国AI公司被排除在联合国主导的治理讨论之外,将引出两个结果。
首先,出台的标准将反映美国与欧洲的风险评估,而非全球性的评估。前沿AI安全协议、事故报告规范、验证机制——所有这些都将由那些处于民主问责结构和监管体制下的行为体来塑造,而这些体制是中国公司所不对等的。这本身并非错误。但它意味着这些规则将编码某些关于透明度、责任和监督的假设,而这些假设未必能顺利跨越不同的政治体系。
其次,中国有充分的动力去构建平行机构。“一带一路"倡议已将中国的基建标准延伸至数十个国家。一条经过上海或北京主导的AI治理通道完全是可能的。结果不会是单一的全球框架,而是相互竞争的制度——一个锚定于华盛顿及其盟友,另一个锚定于北京及其伙伴。
这种碎片化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它给跨国运营的企业带来合规噩梦。它使事故响应变得缓慢且缺乏协调。它增加了这样一种风险:某一司法管辖区的AI安全失败会触发另一辖区的连锁反应,因为两个体系之间无法沟通。
眼前的风险不是某个糟糕的框架——而是完全没有框架
最紧迫的担忧不是会达成一个糟糕的协议。而是根本不会有任何协议达成。
AI驱动的网络攻击已经在发生。Hugging Face遭受了针对。自主代码可以比任何人类响应周期更快复制和传播。在金融或物流基础设施中,一个自复制的AI漏洞可能在任何监管机构召集之前就已升级。
克拉特西奥斯表示美国将拒绝具有约束力的框架。阿尔特曼和阿莫迪则呼吁建立这样的框架。这两者之间的鸿沟正是危险的藏身之所。
在美国国内,这场辩论与国际分裂遥相呼应。一些政策制定者认为,监管对于防止AI失控至关重要;另一些人——包括特朗普总统身边的人——则担心,国内监管会将主动权拱手让给中国。即使是特朗普政府也坚持一个原则:AI不应拥有核武器部署的权限。这一狭窄的共识只是底线,而非上限。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接下来的动作将揭示这条断层线是会收窄还是扩大。
如果中国继续在脱离联合国主导的治理进程的情况下开发前沿AI模型,西方监管机构将以出口管制和平台限制作出回应——这种动态将加速脱钩而非合作。如果美国拒绝考虑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框架,其他国家将通过区域安排填补真空,而这些安排在设计上就将中国排除在外,进一步激励北京建设替代方案。
本次会议未产生联合声明。没有时间线。也没有阿尔特曼和阿莫迪所要求的事故报告系统的机制。
桌上空着的椅子,将被记住得比那些演讲更长。